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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洛斯·阿基诺：由于曾深受殖民之苦，全球南方国家对外部干预保持着天然的警觉。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不再对西方主张亦步亦趋，而是在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上前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本国和本地区的正当权益。在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多位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发声，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破坏国际秩序，呼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前不久，面对美国在加勒比海域加大军事部署、强行控制委内瑞拉领导人，拉美多国表示反对。一个新的国际格局正在形成，全球南方彰显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郑永年：过去，解决国际冲突的钥匙似乎总是掌握在西方大国手中，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当西方国家忙于拱火递刀、搞阵营对抗，全球南方国家发出了劝和促谈的理性声音。面对乌克兰危机，中国积极劝和促谈，并和巴西一起在联合国发起“和平之友”小组，由南非等非洲国家领导人和特使组成的和平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推动解决俄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它表明全球南方国家不再盲从西方的地缘政治剧本，而是基于自身对和平的渴望，主动介入解决地缘冲突问题。再看巴以冲突，全球南方国家展现了极大的道德勇气，它们没有像某些西方大国那样搞双重标准，而是站在人道主义和国际法一边，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呼吁停止战火、实现国际公平正义。

　　卡洛斯·阿基诺：全球南方正主动参与塑造历史，不仅提出诉求，更积极献策，努力构建更加平衡、多极化和具有代表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实现发展权利方面，全球南方国家长期倡导贸易公平、技术共享，促使全球治理不断从“效率优先”转向兼具“开放包容”。在文明交流层面，全球南方国家尊重文明多样性，坚决反对单一价值观的霸权式输出，倡导不同文明和谐共存，在包容互鉴同进步，为化解文明冲突提供了宝贵借鉴。在多边合作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开辟出一条团结互助的共同发展道路，以双多边平台为依托，在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有效实现联动发展。

　　约瑟夫·维拉姆：全球南方国家正推动将“南方议程”纳入全球治理体系。在诸多新兴领域，全球南方国家积极提出各自方案，避免再次成为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中国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呼吁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全球南方展现担当，巴西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的东道主，联合多国克服个别发达国家的阻力，推动达成系列成果文件，将气候融资和公正能源转型纳入核心议程；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连续4年由全球南方国家担任，将债务重组、发展融资和数字鸿沟弥合等议题纳入二十国集团议程。

　　郑永年：为推动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中国采取了“存量改革”与“增量构建”并重的做法。一方面，在现有的国际金融和政治机构中，大力推动份额和投票权的改革。中国一直呼吁并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权重，使其更能反映当前的全球经济版图。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中国明确主张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提升中小国家参与机会。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南方国家对接发展战略，开展多方面合作。中国还通过推动金砖国家扩员及“金砖+”模式等完善多边合作，提供能力建设和制度创新支持，推动建立国际调解院，帮助全球南方国家从规则接受者转向规则制定者。

　　约瑟夫·维拉姆：全球南方国家当前有两大核心关切：一是发展问题，二是安全问题。在发展层面，存在基础设施不足、融资渠道有限、产业升级受阻的困境；在安全层面，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叠加，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挑战制约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并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四大全球倡议，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直接回应了全球南方国家最现实、最迫切的关切，强调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应对全球性挑战。